吴道子是哪朝人，“吴带当风”指的是哪朝哪位画家的画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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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

1. “吴带当风”指的是哪朝哪位画家的画风
2. 历史上河南许昌有哪些名人
3. 绘画界都有哪些名人

“吴带当风”指的是哪朝哪位画家的画风

吴道子中国画术语。

是对吴道子人物画风格的概述。吴道子（约686-760）是盛唐最杰出的画家，在宗教画上成就突出。在用笔技法上，他创造了一种波折起伏、错落有致的“莼菜条”式的描法，加强了描摹对象的份量感和立体感，所画人物、衣袖、飘带，具有迎风起舞的动势，故有“吴带当风”之称。

历史上河南许昌有哪些名人

许昌地处中原腹地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它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几千年来，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，而且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和众多许昌名人，为许昌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浓重的一笔。

法家代表韩非
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。其子曰：“不筑，必将有盗。”其邻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财。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邻人之父。这是出自《韩非子·说难》中一则故事。

说的是宋国有个富翁，因天下大雨，他的墙坍塌下来。他儿子说：“如果不赶紧修筑它，一定有盗贼进来。”隔壁的老人也这么说。可富人不听他们的话。这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。这家人很赞赏儿子的聪明，却怀疑偷盗的是隔壁的老人。

这则寓言告诫人们：如果不尊重事实，只用亲疏和感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，就会主观臆测，得出错误的结论，说不定害了自己。

这则智子疑邻寓言故事，在《韩非子》书中记载了很多。最著名的有“自相矛盾”、“守株待兔”、“讳疾忌医”、“滥竽充数”、“老马识途”等等。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，脍炙人口，蕴含着深隽的哲理，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，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，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。

这些寓言故事都出自于战国时代的韩非。韩非是韩国（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）人，在战国七雄中，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，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，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，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，变法图强，但韩王置若罔闻，始终都未采纳。这使他孤独悲观，大失所望。他从“观往者得失之变”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，写了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等十余万言的著作，全面、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，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。

韩非虽然师奉荀卿，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，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，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，却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，并“归本于黄、老”，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，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。

韩非在总结先秦法家理论基础，精心编强织了一个“以法为本”，法、术、势三者相强求合的完善体系。韩非所说的“法”，是指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，主张“法莫如显”“法不阿贵”，还主张执法必严，维护法度的严肃性，力求做到“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”，形成一个人人守法、不敢犯法的局面。

韩非所说的“术”，是指封建君主驾驭臣下的韬略和手段。韩非主张“术”愈隐蔽愈好。“术”潜藏于君主的心中，要使臣僚人人感到高深莫测，君主正好借此知奸防叛，巩固自己的最高权力。

韩非认为，光有法和术还不行，必须有“势”做保证。“势”，即权势，政权，只有具备了君位和君权，才能发号施令，统治国家。他把“势”分为“自然之势”和“人设之势”。“自然之势”是君主依靠分封世袭制度而自然具有的权势。他还指出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的重要原则。这样，韩非关于“势”的学说就有了强化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的崭新内涵。

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，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。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，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“人民众而货财寡”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。

改革图治，变法图强，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。他继承了商鞅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的思想传统，提出了“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”的观点，主张“世异则事异”，“事异则备变”，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，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，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。

秦始皇读了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后，大加赞赏，发出“嗟乎!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”的感叹。可谓推崇备至，仰慕已极。但秦始皇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，于是便问李斯，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。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，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。韩王安本来不任用韩非，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，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。秦始皇见到韩非，非常高兴，虽而未被信任和重用。但韩非的这些主张，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，为结束诸侯割据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，提供了理论依据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，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。

韩非的著作，是他逝世后，后人辑集而成的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韩子》五十五篇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二十卷，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引阮孝绪《七录》(或以为刘向《七录》)也说“《韩子》二十卷。”篇数、卷数皆与今本相符，可见今本并无残缺。自汉而后，《韩非子》版本渐多，其中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尤为校注详赡，考订精确，取舍严谨；梁启雄的《韩子浅解》尤为简明扼要，深入浅出，功力深厚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评曰：“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，爱其国以及人之国，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画谋，而首欲覆其宗国，以售其言，罪固不容于死矣，乌足愍哉！”

毛泽东在读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时批注道：韩非子师从于荀子，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他提出的法治、术治、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作为法家代表的韩非，以主张“以法治国”的“法治”而闻名，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。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，并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。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，开拓了人们的思路。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。

汉初“谋圣”张良

如今，提起暗度陈仓、运筹帷幄这些成语，人们自然想起汉初的张良。他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方面功绩卓著，被誉为“谋圣”。他的名字因此也成了智慧的代名词，与文圣孔丘、武圣关羽、诗圣杜甫等人一起并列为中国古代的14位圣人。

刘邦称帝后，曾问群臣自己为何得天下。高起、王陵都称赞他是因为大仁大义。刘邦道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……”并认为，自己能任用张良、萧何、韩信三人，因此得天下。

张良，字子房，战国末年阳翟（今禹州市）人，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、谋略家。他出身于贵族世家，祖父张开地，连任战国时韩国的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王三朝的宰相。父亲张平，也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。至张良时代，韩国已逐渐衰落。公元前230年，韩国被秦国所灭，这使张良心存亡国亡家之恨，他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——反秦。

于是，张良到东方拜见仓海君，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。他弟死不葬、散尽家资，找到一个大力士，为他打制一只重达60公斤的大铁锤，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。

公元前218年，张良得知秦始皇东巡，于是指挥大力士埋伏在去阳武县的必经之地——博浪沙（今原阳县东南）。当秦始皇的车队到来时，张良指挥大力士向其中一辆车扔出大锤。然而，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。秦始皇为此大索天下，张良便隐姓埋名，亡匿下邳（今江苏雎宁北）。

传说，他在此遇黄石公于沂水桥上，得《太公兵法》，由此深谙用兵之道，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“圯桥进履”的千秋佳话。

陈胜、吴广起义后，张良聚众响应，初归刘邦，不久又游说项梁立韩国贵族韩成为韩王，张良为韩司徒。后韩王为项羽所杀，张良复归刘邦，从此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。

楚汉战争期间，张良提出不立六国后代，联结英布、彭越、重用韩信等谋略，均被刘邦采纳。特别是在复立六国的问题上，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，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“古圣先贤”之法的结论。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，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，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，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。

如果反其道而行之，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？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，较之昔日请立韩王，处心积虑地“复韩”的思想认识，显然是一个飞跃，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。

难怪1700年之后，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“快论。”张良借箸谏阻分封，使刘邦茅塞顿开，恍然大悟，以致辍食吐哺，大骂郦食其：“臭儒生，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！”然后，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，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。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。不能不承认，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。

后来，楚汉因相持不下，相约以鸿沟为界，中分天下。张良劝说刘邦应乘势追击，万不可养虎为患。刘邦听取了张良的计策，乘项羽撤兵之机全力追击，最终击败项羽。

汉六年正月，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，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，争功不休。

一天，刘邦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，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。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：“他们在商议谋反！”刘邦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天下初定，他们何故又要谋反？”张良答道：“您起自布衣百姓，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。现在您做了天子，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，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。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。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，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。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，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，最后会被杀，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！”刘邦忙问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张良问道；“您平时最恨的，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？”刘邦答道：“那就是雍齿了。”张良说：“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。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，自然就会安心了。”

于是，刘邦摆设酒席，欢宴群臣，并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，还催促丞相、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。群臣见状，皆大欢喜，纷纷议论道：“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，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。”张良此举，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，循私行赏的弊端，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。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，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。

但过了没几年，刘邦就不再信任这些昔日的功臣，找机会将这些人罢官夺爵，开国功臣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结局。不过，与众不同的是，“汉初三杰”之中，韩信以谋反罪名被杀，还诛灭其三族；萧何也被治罪下狱，唯有留侯张良一生平平安安。

他的独到之处在于激流勇退。刘邦封赏功臣时，对张良的封赏是“自择齐三万户”，张良谢绝，只要了“留”这个地方。功成名就的张良此时已形同隐居，除了在封赏功臣、建都问题上出了点主意外，就是后来在保护太子上发挥了作用。在刘邦的三杰中，张良精通黄老之学，深知功成身退的道理，不留恋权位，避免了韩信、彭越等“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”的下场。

楷书鼻祖钟繇

钟繇，字元常，后汉颍川长社（今河南省长葛市人），是曹魏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与当时的名士华歆、王朗并称为“三公”，也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位擅长楷书而闻名于世的书法家，被后人尊为“楷书鼻祖”。

钟繇幼时相貌不凡，聪慧过人，曾与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，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，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，便对钟瑜说：“这个孩子面相富贵，但是将有被水淹的厄运，请小心行走。”

结果，走了不到10里路，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，差点被水淹死。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，便越来越欣赏钟繇，供给他钱财，使他专心学习。

钟繇初为黄门侍郎，因助汉献帝东归有功，封东武亭侯。后被曹操委以重任，为司隶校尉，镇守关中，功勋卓著。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，钟繇送去两千匹马供给军用。曹操在给钟繇的信中说：“得到送来的马匹，很是应部队的急需。关右地区平定，朝廷没有西顾之忧，都是足下的功勋。当年萧何镇守关中，粮草充足，以至大军获胜，也不过与您的功劳相当。”

明帝曹睿时，钟繇迁太傅，世称钟太傅，是曹魏时期的开国功臣。即使这样，钟繇一生致力于书法研究，且颇有造诣，是楷书（小楷）的创始人。

钟繇的楷书古雅浑朴，圆润遒劲，古风醇厚，笔法精简，自然天成。这一方面是他适应时代潮流，善于学习民间出现的新书体；另一方面是他勤奋学习，善于思考与钻研的结果。宋代陈思《书苑菁华?秦汉魏四朝用笔法》记载了钟繇的学习书法经过：他少年时曾随一个叫刘德升的人学过3年书法，后来又私淑曹喜等人。钟繇花30多年浸淫于书法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无论场合地点，有空就写，有机会就练。与人坐在一起谈天，就在地上练习。晚上休息，还把被子当纸练，日久天长竟把被子也划出了大窟窿。可见，钟繇当时苦练书法的痴迷程度。

在苦练的同时，钟繇十分注重向同时代人学习，如经常与曹操、邯郸淳、韦诞、孙子荆、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。据西晋虞喜《志林》一书记载，钟繇于某次集会时发现韦诞带着蔡邕的笔法秘籍，便求韦诞借给他阅读。因秘籍过于珍贵，虽经钟繇苦苦相求，韦诞还是不肯借予。钟繇于席间忽然情急失态，捶胸顿足，以拳自残，伤痕累累。这样大闹三日，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。曹操施以五灵丹相救，钟繇渐渐复苏。

钟繇自我要求严格，对子弟子门生也是如此。据说，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习认真，但成效不大，钟繇当面怒斥，结果宋翼3年不敢面见老师。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，名震一时。对于儿子钟会，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，百般劝诫，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钟繇、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“大小钟”。

钟繇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。他著有《隶势》一文，对我国隶书的产生、演变和发展，以及隶字的体势、笔意、章法做了审美剖析，提出“体象有度”，即形美与意美的卓见。在隶书的基础上，他大胆尝试，锐意进取，造就了我国楷书的雏形。楷书的产生是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，是一个伟大的创举。钟繇的传世作品有：手帖本《宣示表》、《贺克捷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荐季直表》、《还示帖》、《墓田丙舍帖》等。传世碑刻有《公卿将军上尊号奏》、《受禅表》，现存于繁城魏文帝庙内。杨守敬在《学书迩言》中称道钟繇的墨迹为“六朝真书之祖”。丁文隽著《书法通论》云：“钟繇的楷书，……充分反映出楷书笔姿周备清劲，字形端方雅正，风格宏伟古朴的艺术特点。”

钟繇的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他的书作为历代书法家叹绝和所崇。晋代女书法家卫铄学钟繇而成名。“书圣”王羲之又从学卫铄始笔。王氏《笔阵图》载：“予少学卫夫人书，……又之许下，见钟繇、梁鹄书、又之洛，见蔡邕《三体石经》，乃于众碑学习焉。”《笔阵图》未必是王氏所作，但他的这段经历为书法家盛传。王羲之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吾书比钟繇，当抗行。”今流行于世的《宣示表》帖，也传为王羲之所临摹。其子王献之，亦师钟繇。可见钟氏的书法，影响了两晋的书风。至唐代，张怀瓘的《书断》云：“繇善书，师曹喜、蔡邕、刘德升。真书绝世，刚柔备焉；点画之间，多有异趣；可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。秦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其行书则羲之、献之之亚，草书则卫索之下。繇行入神，八分为妙。”

从盛唐书法谱系看，几乎所有的书法家都受过钟繇书法的熏陶。梁武帝萧衍谓钟繇作书如“舞鹤游天，群鸿戏海。”宋太宗赵炅于淳化年间辑刻秘阁贴，广收钟繇等人的墨迹，摹刻成帖，传于当世。清代大书法家兼书学家康有为在观赏了繁城两碑之后写道：“今禅表遗笔犹存，鸱视虎顾，雄伟冠时。”

时至今日，钟繇的书法仍充满着生命活力，闪烁着艺术光彩。中国书法家肖劳对钟繇给予了很高评价：“溯源篆籀，方驾钟张。”特别是钟繇刻苦钻研、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，值得后人敬仰。

绘画界都有哪些名人

中国十大名家

第一卷《沈周画集》

沈周（1427-1509），明代画家。字启南，号石田，晚号白石翁，长洲(今江苏苏州)相城里人。不应科举，长期从事绘画和诗文创作，擅画山水。笔墨坚实豪放，虽草草点缀，而意已足，形成沉着酣肆的风貌。亦作细笔，于谨密中仍具浑沦的气势，人称“细沈”。取景多江南山川和园林景物。兼工花卉、鸟兽，善用重墨浅色，别饶韵致；也偶作人物。书法遒劲奇崛，学黄庭坚；诗学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。名重于明代中叶画坛，一时名士如唐寅、文徵明等，咸出其门。后人把他和文徽明、唐寅、仇英合称“明四家”。

第二卷《唐伯虎画集》

唐伯虎（1470-1523），明代画家。名寅，以字行，一字子畏，号六如居士、桃花庵主、逃禅仙史等，吴(今江苏苏州）吴趋里人。少有俊才，博雅多识，与文徵明、祝允明、徐祯卿结交，人称“吴中四才子”。赋性疏朗，任逸不羁，颇嗜声色，流连诗酒，刻有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印。擅画山水，多取法南宋李唐、刘松年，一变斧劈皴为细长清劲线条皴法，并兼及元人法；并工画人物，写意俱佳，或细条清劲，设色妍丽，或笔墨流动，挥洒如，在钱选、杜堇之上。画花鸟喜用水墨、清隽峭利、既不同于林良、吕纪，亦有别于沈周，活泼洒脱，生趣盎然。兼善书法，能诗文。

第三卷《徐渭画集》

徐渭（1521-1593），明代文学家、书画家。初字文清，改字文长，号天池山人、青藤道士、白鹇山人、鹅鼻山人等，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幼孤、性绝警敏，九岁能文。性通脱，常与群少饮于酒店，官府有急需相召，或因醉不赴，或戴旧乌巾，穿白布瀚衣，直闯无忌。工书法，学米芾，行草纵逸飞动。中年始学绘画，涉笔潇洒，天趣扦发，特长花鸟，用笔放纵，水墨淋漓，气势旺畅。与陈道复并称“青藤、白阳”，代表明代中期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新格凋。清代郑板桥极崇拜他，自称“青藤走狗”。现代黄宾虹诗赞曰“青藤、白阳才不羁，缋事兼通文与诗，取神遗貌并千古，—行进年下私淑之。”说明其对后世影响甚大。

第四卷《八大山人画集》

八大山人：1624年生于南昌，原名朱统，本是明朝宗室，因清兵入关，明朝覆亡，随隐遁山林国绘画史上的“怪杰”。擅画山水、花鸟、竹木，笔墨简括、冷峭、凝炼，虽着墨不多，均生动尽致，无景处亦成妙境，别具灵奇。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到八大山人，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正是妙悟者不在多言。其笔墨清脆、构图缜密码，意境空阔，余味无穷，真是画外有画，画外有情，真正做到了笔不工而心恭，笔不周而意周，在这方面八大山入是无与伦比的典范。齐白石称其300年来领袖群伦，为画坛巨擘。

第五卷《王石谷画集》

王石谷：（1632-1717）。清初画家。名羽军，以字行，号耕烟山人、乌目山人、清晖主人，常熟(今屈/I：苏)人。住清初画坛上居主流地位。所作仿古为多，功力深厚，熔铸南北画派于一炉。晚年画风于简练中求苍浑，为i仑者所重。偶写花卉、隽秀有致。曾谓：画有明有暗，如鸟双翼，不可偏废。以元人笔墨，运宋人丘壑，而泽以唐人气韵，乃大成。皴擦不可多，厚在神气。凡设青绿，体要严重，气要轻清，得力全在渲晕。弟子很多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山水画。

第六卷《石涛画集》

石涛(1642～1718)，广西全州人，清初书画家。原名朱元极，明朝宗室，明之后出家为僧(法名原济)，一生致力于艺术的革新。擅画花果兰竹，兼工人物，尤擅山水，画名极盛。其画力主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一反当时仿古之风，构图新奇，笔墨雄健纵恣，淋漓酣畅，深得元人意趣，在气概与风神上自具独特面目，于气势豪放中寓有静穆气氛，更为同时代诸家所不及。其作品以苍茫豪拓、淋漓洒脱的“气胜”而著称的。并对后来扬州画派与近代画风，影响极大。

第七卷《郑板桥画集》

郑板桥(1693-1765)，名燮，以号行，清代书画家、文学家。字克柔，世籍苏州，明洪武间，迁居兴化，遂为江苏兴化人。少孤贫，天资奇纵，慷慨啸傲，超越流辈。曾中举为山东潍县令。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，为扬州八怪之一，工书法，以篆隶体参合行楷，非古非今，非隶非楷，自称“六分半书”。有纵横错落，瘦硬奇峭之致，自成体貌。擅画兰竹，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，多不乱，少不疏，体貌疏朗，笔力劲峭，自称“四时不谢之兰，百节长青之竹，万古不败之石，千秋不变之人”藉以寄托其坚韧倔强的品性。

第八卷《虚谷画集》

虚谷(1823-1896)，清末画家。僧人。俗姓朱，名怀仁、虚白，字虚谷，号倦鹤、紫阳山民。安徽新安(今歙县)人，移居江苏广陵(今扬州)。不茹素，不礼佛，也“从不卓锡僧寺”，往来于上海、苏州，扬州一带，卖画为业，白谓：“闲中写出三千幅，行乞人间作饭钱”。与任伯年、顾鹤逸、吴昌硕、倪墨耕等书画家友善，早年学界画，后以擅绘花果、禽鱼、山水著名，运用干笔偏锋，敷色以淡彩为主，偶尔用强烈对比色，风格冷峭新奇，隽雅鲜活，无—‘笔滞相，匠心独远，开具一格，吴昌硕赞为“‘拳打破去来今”。

第九卷《任伯年画集》

任伯年(1840-1896)，清末画家。初名润，字小楼，后改字伯年，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，寄寓浙江萧山。擅画人物、花卉、翎毛、山水，尤工肖像，取法陈洪绶、华（品山），重视写生，钩勒、点簇、泼墨交替互用，赋色鲜活明丽，形象生动活泼，别具清新格调，年未及壮，已名重大江南北。后得朱耷画册，悟用笔之法，虽极细之笔，必悬腕中锋，自称“作画如颐，差足当一写字”。所画肖像。细部处可清楚到每一根须眉，无不逼肖，又善“用没骨法分点面目，远视之奕奕如生”(《淞南梦影录》)。其画在江南一带，影响甚大，为“海上画派”之代表人物。

第十卷《吴昌硕画集》

吴昌硕(1844～1927)，近代书画家。浙江安吉人。作画博取众长，并以书法入画，色酣墨饱，雄健古拙，亦创新貌。在用笔、施墨、敷彩、题款、钤印等方面轻重疏密，匠心独运，配合得体，无不精妙，对中国现代绘画影响深远，并对日本绘画也有较大影响。近代书画大师齐白石对其推崇有加，并师法吴昌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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